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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十年后，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格局与思想态势的持续演变，执政党能否巩固宪政、稳住阵脚、放下包袱（维稳保政权是改革与发展的沉重包袱，只有当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执政党才能真正放下这个包袱）、甩开膀子、游刃有余、大有作为，就取决于其今天的改革战略抉择及其对诸多新变量的整合形塑能力。

[45]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此外，拙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以政治宪法学为理论基础，在去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立宪史研究的视野和边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回应。

[15]政治宪法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在我看来，既不同于一般历史学的历史分期，也不同于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对于现代中国以及古今之变的中国，或所谓近现代中国的划分，而是强调宪法政治的蕴含，或把立宪建国视为唯一重要的划分标准，参见高全喜：《演化中的八二宪法》，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但是，随着今年作为八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纪念，以及在此期间通过的4个宪法修正案，我们重读这部宪法，就会发现这部现行的宪法并非仅仅只具有上述实证主义宪法学的规范价值意义，也并非仅仅是陈端洪总括出来的那种现实主义宪法五大根本法的政治内容，我认为这部宪法的规范性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这个规范性超出了上述是与不是的那种实证主义宪法逻辑，而是关涉宪法正义或正当性的规范性，尽管它们隐藏在诸多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依然熠熠发光。首先，一方面我要抵御和防范陈端洪一脉的政治现实主义，即祛除他们把宪法基于政治强权的政治学或实证主义宪法学，伸张政治宪法学的规范主义价值，力图把宪法建立在驯化权力的规范价值的正义基础之上。在自我定位上，修正案先是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下来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7]对于此种演进路径，陈端洪曾予以明确的承认，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但是，问题在于，宪法学并不仅仅如此，宪法学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即它必须有一个政治的赋权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宪法必须面对它的起源，它从哪里来的，其起源、形式以及目的究竟是如何生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宪法学必须面对政治学，不能简单与政治学切割，而是处理宪法与政治的关系。[54]对此，我在关于哈耶克与休谟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均有涉及，参见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现代宪政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对共同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构建，形成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构建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

3．要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和谐共处，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维护和保障，既是实现社会正义、民主法治、福利社会的动力，更是实现社会正义、民主法治、福利社会的真正目标。权力制约是现阶段人民主权的主要保障措施，是对多元社会权力运行的最佳制度设计，也是实现共和的必由之路。1．人民主权是实现共治的理论基础。

4 要促进社会的公共福利。对公共权力而言，从传统的有限政府拓展到对有为政府、有能政府与有效政府的追求。

当然，这里的人民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以及公民个人。[1]而构建这种体现人类共同生存法则的价值规范，更是宪政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并且受到人民的监督。公民社会强调和倡导公民个人或公民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公民通过民主程序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不仅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是培养公民美德的重要途径。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而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凡有能力的国民都可以参加政治，他们的意见都有正当表现的机会，并且有正当方式可以发生政治效力，故称为民主宪政。按照自由主义宪政观的基本要求，宪政制度设计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充分实现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民主法治以及福利社会。

目前我国对公民社会的认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因此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共和主义的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所有权力都能够依法行使，所有权力的行使都有严格的程序规则，所有权力的行使都受到有效的监督，以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法治、人权等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

公民参与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现代宪政通过依照一定的原则，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规定国家机构的权限及运作程序，来体现共和精神。

在现代社会，人类共同的生存法则不外乎自由、平等、权利与责任。[6]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页。尽管不同机构和组织的权力是由人民主权推导而来的，但是权力异化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的现象极易产生[22]其实，对于拒绝的理由的理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规范性法律材料背后的司法哲学，而这背后的司法哲学则决定了法院拒绝的理由。{10}王书成：《合宪性推定论：一种宪法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基本法 在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1]中，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中国）主席郑家纯及执行董事梁志坚提出司法复核，主张《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要求法庭判令两人毋须出席梁展文事件的调查聆讯，但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并未支持其主张。

[52]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香港行政主导政制下立法权对行政权应该持有的另一种谦抑姿态。在现代权力架构中，司法权对纠纷的解决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这种决断权在制度上并不是绝对的。

议会事务过程中被称为‘非规则性的行为，是属于立法机关自身处理的问题，不能由法院代替处理，除非明确违反了成文宪法的相关条款。[29]由此，法院便得出了一种合宪解释可能。

See note[1]，p.57. [21]在斯沃提案中，上诉法院驳回了斯沃提的申请，拒绝授予他一份允许其个案获得司法审查的法院许可。[35]因为同为国家权力范畴的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在功能上存在着差别。

从实践来看，之前在1994年，安全检查委员会已经由立法会授权，在调查一起委员会执行主任被雇佣后突然中止而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时，要求证人在委员会前提供证据和文件。[31]同时考虑到《基本法》之下立法会的主权，对法院的管辖必须采取限制性方式。法院通过援引The Bahamas Methodist Church vSymonette案指出，法院应该尽可能地不去干涉立法过程。这表明了立法机关的意志应该被维持。

对同一命题如果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当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结果。这种谦抑也是对司法审查自身的一种维护。

他本来希望法院审查一位移民官员拒绝其作为一个逗留一周的访问者人境的决定。可以说，司法机关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无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民意的一种否定。

[6]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他们选举民意代表，对宪法问题的解决负最终的责任。但是在出现复数的解释可能时，法院超越文本而认为未明确规定即意味着不禁止，从而得出了与当事人不同的结论。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对立法提出违宪挑战，认为《基本法》第73条只是明确授权立法会可以行使证人传召权，进而认为授权立法会的委员会行使证人传召权的《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违反了《基本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文义解释方法作出的一种违宪解释可能。另一方面，在民主制度下，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等政治途径来控制立法机关，从而修复立法瑕疵。

当然，消极美德并不否认民主架构下的司法机关应当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扮演其应有的角色。相比较而言，法官则在人民的控制之外，[36]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可以扮演裁判者的角色。

[4]香港立法会CB （2） 307/08-09号文件。可以看出，当事人主要以规范文本为基础而采用了一种文义解释的方法，[5]认为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超越了法定权限。

另一方面，另一些人可能会指出，强加这一要求可能不仅意味着要求法院提供拒绝文义的理由，还包括拒绝的理由的理由。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容易出现司法者专断地解释宪法，甚而剥夺立法机关对立法进行自我修复的宪法空间，破坏立法权的宪法职能。